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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仪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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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国际观察】

  光明日报记者 焦授松

  10月15日,奥地利国民议会否决了最大在野党——自由党针对整个联邦政府的不信任动议。这起动议源自自由党对总理施托克尔发起的一场紧急质询,质询标题由自由党议会党团主席基克尔亲自拟定为“本届联邦政府还有治理能力吗?”基克尔在质询中指出,当前有96项政府法案和法规因执政联盟三党之间的分歧而被卡死搁置,政府事实上已经瘫痪。

  “先天不足”的政府

  要理解这场争斗,得回溯至奥地利上次大选后的组阁博弈。2024年9月的大选中,极右翼的自由党以约29%的得票率历史性成为议会第一大党。随后的组阁却一波三折:人民党党首内哈默牵头组阁失败并辞职,自由党主席基克尔一度主导新一轮组阁谈判——若能成功,将是自由党成立以来首次领导联合政府。但谈判最终破裂,人民党转而与社民党、新奥地利党联手。2025年3月3日,奥地利二战后首个三党联合政府宣誓就职,人民党党首施托克尔出任总理,内阁成员共21人,其中内政部、经济部和国防部归人民党,财政部和司法部由社民党掌握,外交部长则由新奥地利党成员出任。

  这是一个被批评者讽刺为“排除极右、凑合执政”的政府,执政三党意识形态跨度极大,保守派、左翼与自由派被强行捏合。这种先天结构让人立刻想起上届德国的“红绿灯”联合政府:默克尔之后,社民党、绿党、自民党组成的三党联盟因内斗于2024年11月解体,并被迫提前大选。奥地利的三党实验,在分析人士看来颇有步德国后尘、重蹈覆辙的味道。事实上,在10月15日的议会辩论中,奥地利联邦总理府国务秘书亚历山大·普勒尔也承认,“艰难的妥协”是执政的代价,而发起不信任动议的自由党领袖基克尔则反唇相讥,称妥协被抬举为民主的基石,其实是“停滞的公式”。

  自由党的底色更值得玩味。奥地利自由党成立于1956年,长期被欧洲政坛归类为右翼民粹乃至极右翼政党。2019年被曝光的“伊比萨丑闻”是其最深的伤疤:时任奥地利副总理、自由党主席的施特拉赫在西班牙伊比萨岛被卧底偷拍,视频显示其涉嫌以政府合同换取政治献金。丑闻曝光后,施特拉赫辞职、执政联盟破裂。社民党党团主席库赫尔在本次辩论中再次翻出旧账。

  但本届联邦政府遭质疑的根本原因,是奥地利的经济民生问题。基克尔列举的“灾难性成绩单”并不夸张,当前奥地利通胀率高达3.6%,远超政府设定的2%目标,能源、燃料、房租、食品的“价格刹车”几乎全部失效,经济产出退回到2019年水平,失业率与国债利息却一路走高。政府方面辩称通过双预算、降低工资附带成本、工业电价等举措托底,并援引经济研究机构的数据预测2027年经济增长1.3%。

  “一方称‘收获的秋天’,却被另一方斥为‘错失与停滞的秋天’。”——另一在野党绿党的这句揶揄,道尽了执政联盟的窘境。

  绕不开的“防火墙”

  其实在不信任动议提出之前,奥地利朝野上下便心知肚明,自由党的提案不会成功。但自由党为何明知赢不了,还要提不信任案?答案不在于议会席位,而在于欧洲的“极右翼防火墙”原则上。

  在以德国、奥地利为代表的传统欧洲国家,主流政党有一条不成文的底线,即原则上不与极右翼政党组建执政联盟,这条潜规则也被称为“防火墙”。奥地利正是这一原则的典型样本。

  在10月15日的表决中,不仅执政三党投了反对票,连在野的绿党也拒绝支持。绿党方面直言称自由党想从民众的不安中“攫取政治资本”。也就是说,无论自由党如何出招,建制派在阻止其上台这一点上始终铁板一块。这也正是不信任案注定流产的结构性原因。

  因此,此次动议本质上不是夺权尝试,而是一场竞选造势。它的政治目的有三:其一,把三党联合政府“低效无能”的叙事反复灌输给选民。自由党指控联盟因内部争吵、人事缠斗而空转,96项法案的搁置就是最好的“罪证”。其二,借议会电视辩论向全国完整宣讲自己削减碳税、收紧政治庇护、反对欧盟对外财政转移等政策。其三,持续施压、撕扯执政联盟,逼迫三党在移民与财政议题上公开互相拆台,侵蚀联盟凝聚力。基克尔也直白地称,重新选举是对抗“停滞、衰败与抑郁”的出路。

  提前亮起的“红灯”

  对本届奥地利政府而言,政府的短期存续不成问题:三党握有议会多数,加上目前尚且稳固的“防火墙”,自由党很难改变当前的政治格局。但“96项法案搁置”的指控不会消失,联盟内耗只会加剧,未来预算、庇护、养老金改革等硬骨头谈判将更加艰难。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民意走向。自由党民调长期高位,若经济民生持续低迷,下一次大选,无论是否提前,都将是建制派的严峻考验。德国选择党在不久前的地方选举中异军突起,已经给奥地利自由党作出了最好的示范。

  欧洲层面的共振更令人不安。法国骚乱与奥地利政局震动在同一个月集中爆发,折射出整个欧洲的共同病灶:生活成本危机、公共服务收缩、传统政党治理失灵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德国选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,法国骚乱放大欧洲极端政治势力的叙事。当民生之困与极右翼“防火墙”迎头相撞,“防火墙”还能挡多久,正成为整个欧洲政治的一大悬念。奥地利的这场不信任投票动议,看似只是议会里的一次程式化表决,实则是一盏提前亮起的民意红灯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2026年10月22日 16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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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国际观察】

  光明日报记者 焦授松

  10月15日,奥地利国民议会否决了最大在野党——自由党针对整个联邦政府的不信任动议。这起动议源自自由党对总理施托克尔发起的一场紧急质询,质询标题由自由党议会党团主席基克尔亲自拟定为“本届联邦政府还有治理能力吗?”基克尔在质询中指出,当前有96项政府法案和法规因执政联盟三党之间的分歧而被卡死搁置,政府事实上已经瘫痪。

  “先天不足”的政府

  要理解这场争斗,得回溯至奥地利上次大选后的组阁博弈。2024年9月的大选中,极右翼的自由党以约29%的得票率历史性成为议会第一大党。随后的组阁却一波三折:人民党党首内哈默牵头组阁失败并辞职,自由党主席基克尔一度主导新一轮组阁谈判——若能成功,将是自由党成立以来首次领导联合政府。但谈判最终破裂,人民党转而与社民党、新奥地利党联手。2025年3月3日,奥地利二战后首个三党联合政府宣誓就职,人民党党首施托克尔出任总理,内阁成员共21人,其中内政部、经济部和国防部归人民党,财政部和司法部由社民党掌握,外交部长则由新奥地利党成员出任。

  这是一个被批评者讽刺为“排除极右、凑合执政”的政府,执政三党意识形态跨度极大,保守派、左翼与自由派被强行捏合。这种先天结构让人立刻想起上届德国的“红绿灯”联合政府:默克尔之后,社民党、绿党、自民党组成的三党联盟因内斗于2024年11月解体,并被迫提前大选。奥地利的三党实验,在分析人士看来颇有步德国后尘、重蹈覆辙的味道。事实上,在10月15日的议会辩论中,奥地利联邦总理府国务秘书亚历山大·普勒尔也承认,“艰难的妥协”是执政的代价,而发起不信任动议的自由党领袖基克尔则反唇相讥,称妥协被抬举为民主的基石,其实是“停滞的公式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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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以德国、奥地利为代表的传统欧洲国家,主流政党有一条不成文的底线,即原则上不与极右翼政党组建执政联盟,这条潜规则也被称为“防火墙”。奥地利正是这一原则的典型样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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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是一个被批评者讽刺为“排除极右、凑合执政”的政府,执政三党意识形态跨度极大,保守派、左翼与自由派被强行捏合。这种先天结构让人立刻想起上届德国的“红绿灯”联合政府:默克尔之后,社民党、绿党、自民党组成的三党联盟因内斗于2024年11月解体,并被迫提前大选。奥地利的三党实验,在分析人士看来颇有步德国后尘、重蹈覆辙的味道。事实上,在10月15日的议会辩论中,奥地利联邦总理府国务秘书亚历山大·普勒尔也承认,“艰难的妥协”是执政的代价,而发起不信任动议的自由党领袖基克尔则反唇相讥,称妥协被抬举为民主的基石,其实是“停滞的公式”。

  自由党的底色更值得玩味。奥地利自由党成立于1956年,长期被欧洲政坛归类为右翼民粹乃至极右翼政党。2019年被曝光的“伊比萨丑闻”是其最深的伤疤:时任奥地利副总理、自由党主席的施特拉赫在西班牙伊比萨岛被卧底偷拍,视频显示其涉嫌以政府合同换取政治献金。丑闻曝光后,施特拉赫辞职、执政联盟破裂。社民党党团主席库赫尔在本次辩论中再次翻出旧账。

  但本届联邦政府遭质疑的根本原因,是奥地利的经济民生问题。基克尔列举的“灾难性成绩单”并不夸张,当前奥地利通胀率高达3.6%,远超政府设定的2%目标,能源、燃料、房租、食品的“价格刹车”几乎全部失效,经济产出退回到2019年水平,失业率与国债利息却一路走高。政府方面辩称通过双预算、降低工资附带成本、工业电价等举措托底,并援引经济研究机构的数据预测2027年经济增长1.3%。

  “一方称‘收获的秋天’,却被另一方斥为‘错失与停滞的秋天’。”——另一在野党绿党的这句揶揄,道尽了执政联盟的窘境。

  绕不开的“防火墙”

  其实在不信任动议提出之前,奥地利朝野上下便心知肚明,自由党的提案不会成功。但自由党为何明知赢不了,还要提不信任案?答案不在于议会席位,而在于欧洲的“极右翼防火墙”原则上。

  在以德国、奥地利为代表的传统欧洲国家,主流政党有一条不成文的底线,即原则上不与极右翼政党组建执政联盟,这条潜规则也被称为“防火墙”。奥地利正是这一原则的典型样本。

  在10月15日的表决中,不仅执政三党投了反对票,连在野的绿党也拒绝支持。绿党方面直言称自由党想从民众的不安中“攫取政治资本”。也就是说,无论自由党如何出招,建制派在阻止其上台这一点上始终铁板一块。这也正是不信任案注定流产的结构性原因。

  因此,此次动议本质上不是夺权尝试,而是一场竞选造势。它的政治目的有三:其一,把三党联合政府“低效无能”的叙事反复灌输给选民。自由党指控联盟因内部争吵、人事缠斗而空转,96项法案的搁置就是最好的“罪证”。其二,借议会电视辩论向全国完整宣讲自己削减碳税、收紧政治庇护、反对欧盟对外财政转移等政策。其三,持续施压、撕扯执政联盟,逼迫三党在移民与财政议题上公开互相拆台,侵蚀联盟凝聚力。基克尔也直白地称,重新选举是对抗“停滞、衰败与抑郁”的出路。

  提前亮起的“红灯”

  对本届奥地利政府而言,政府的短期存续不成问题:三党握有议会多数,加上目前尚且稳固的“防火墙”,自由党很难改变当前的政治格局。但“96项法案搁置”的指控不会消失,联盟内耗只会加剧,未来预算、庇护、养老金改革等硬骨头谈判将更加艰难。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民意走向。自由党民调长期高位,若经济民生持续低迷,下一次大选,无论是否提前,都将是建制派的严峻考验。德国选择党在不久前的地方选举中异军突起,已经给奥地利自由党作出了最好的示范。

  欧洲层面的共振更令人不安。法国骚乱与奥地利政局震动在同一个月集中爆发,折射出整个欧洲的共同病灶:生活成本危机、公共服务收缩、传统政党治理失灵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德国选择党支持率持续上升,法国骚乱放大欧洲极端政治势力的叙事。当民生之困与极右翼“防火墙”迎头相撞,“防火墙”还能挡多久,正成为整个欧洲政治的一大悬念。奥地利的这场不信任投票动议,看似只是议会里的一次程式化表决,实则是一盏提前亮起的民意红灯。

  《光明日报》(2026年10月22日 16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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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国际观察】

  光明日报记者 焦授松

  10月15日,奥地利国民议会否决了最大在野党——自由党针对整个联邦政府的不信任动议。这起动议源自自由党对总理施托克尔发起的一场紧急质询,质询标题由自由党议会党团主席基克尔亲自拟定为“本届联邦政府还有治理能力吗?”基克尔在质询中指出,当前有96项政府法案和法规因执政联盟三党之间的分歧而被卡死搁置,政府事实上已经瘫痪。

  “先天不足”的政府

  要理解这场争斗,得回溯至奥地利上次大选后的组阁博弈。2024年9月的大选中,极右翼的自由党以约29%的得票率历史性成为议会第一大党。随后的组阁却一波三折:人民党党首内哈默牵头组阁失败并辞职,自由党主席基克尔一度主导新一轮组阁谈判——若能成功,将是自由党成立以来首次领导联合政府。但谈判最终破裂,人民党转而与社民党、新奥地利党联手。2025年3月3日,奥地利二战后首个三党联合政府宣誓就职,人民党党首施托克尔出任总理,内阁成员共21人,其中内政部、经济部和国防部归人民党,财政部和司法部由社民党掌握,外交部长则由新奥地利党成员出任。

  这是一个被批评者讽刺为“排除极右、凑合执政”的政府,执政三党意识形态跨度极大,保守派、左翼与自由派被强行捏合。这种先天结构让人立刻想起上届德国的“红绿灯”联合政府:默克尔之后,社民党、绿党、自民党组成的三党联盟因内斗于2024年11月解体,并被迫提前大选。奥地利的三党实验,在分析人士看来颇有步德国后尘、重蹈覆辙的味道。事实上,在10月15日的议会辩论中,奥地利联邦总理府国务秘书亚历山大·普勒尔也承认,“艰难的妥协”是执政的代价,而发起不信任动议的自由党领袖基克尔则反唇相讥,称妥协被抬举为民主的基石,其实是“停滞的公式”。

  自由党的底色更值得玩味。奥地利自由党成立于1956年,长期被欧洲政坛归类为右翼民粹乃至极右翼政党。2019年被曝光的“伊比萨丑闻”是其最深的伤疤:时任奥地利副总理、自由党主席的施特拉赫在西班牙伊比萨岛被卧底偷拍,视频显示其涉嫌以政府合同换取政治献金。丑闻曝光后,施特拉赫辞职、执政联盟破裂。社民党党团主席库赫尔在本次辩论中再次翻出旧账。

  但本届联邦政府遭质疑的根本原因,是奥地利的经济民生问题。基克尔列举的“灾难性成绩单”并不夸张,当前奥地利通胀率高达3.6%,远超政府设定的2%目标,能源、燃料、房租、食品的“价格刹车”几乎全部失效,经济产出退回到2019年水平,失业率与国债利息却一路走高。政府方面辩称通过双预算、降低工资附带成本、工业电价等举措托底,并援引经济研究机构的数据预测2027年经济增长1.3%。

  “一方称‘收获的秋天’,却被另一方斥为‘错失与停滞的秋天’。”——另一在野党绿党的这句揶揄,道尽了执政联盟的窘境。

  绕不开的“防火墙”

  其实在不信任动议提出之前,奥地利朝野上下便心知肚明,自由党的提案不会成功。但自由党为何明知赢不了,还要提不信任案?答案不在于议会席位,而在于欧洲的“极右翼防火墙”原则上。

  在以德国、奥地利为代表的传统欧洲国家,主流政党有一条不成文的底线,即原则上不与极右翼政党组建执政联盟,这条潜规则也被称为“防火墙”。奥地利正是这一原则的典型样本。

  在10月15日的表决中,不仅执政三党投了反对票,连在野的绿党也拒绝支持。绿党方面直言称自由党想从民众的不安中“攫取政治资本”。也就是说,无论自由党如何出招,建制派在阻止其上台这一点上始终铁板一块。这也正是不信任案注定流产的结构性原因。

  因此,此次动议本质上不是夺权尝试,而是一场竞选造势。它的政治目的有三:其一,把三党联合政府“低效无能”的叙事反复灌输给选民。自由党指控联盟因内部争吵、人事缠斗而空转,96项法案的搁置就是最好的“罪证”。其二,借议会电视辩论向全国完整宣讲自己削减碳税、收紧政治庇护、反对欧盟对外财政转移等政策。其三,持续施压、撕扯执政联盟,逼迫三党在移民与财政议题上公开互相拆台,侵蚀联盟凝聚力。基克尔也直白地称,重新选举是对抗“停滞、衰败与抑郁”的出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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