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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把时间用于学习或工作，也不应把娱乐视为低价值活动。但如果所有平台都在争夺、并不断把更多注意力导向同类内容，这样的世界是否如我们所愿？
作者：社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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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月26日，媒体人秦朔援引野村证券报告中的数据，在文章中提出中国互联网正在进入 “字节时间”。次日，抖音集团副总裁李亮反驳称，这一定性“极不严谨，纯属瞎扯”，并形成了一场关于数据口径、行业格局乃至批评者动机的交锋。
野村证券报告的数据口径、准确性和相关文章据此得出的结论可以辨析。即使如此，公开的表达不应被轻率地归结为替谁说话。一场富于理性和建设性的讨论，或许更有助于帮助我们回答争议背后的问题：当对注意力的竞争日趋激烈时，企业是否需要考虑为社会价值多做担当，以弥补对社会成本的占用。特别是那些拥有优势资源和强大能力的平台企业。
市场经济通常假定，企业追求自身利益能够推动社会进步。这个判断有充分依据。更好的产品、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，往往让企业与消费者同时受益。但有时候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匹配并非当然。工业污染和烟草带来的健康风险都说明，私人收益可能伴随着没有被充分计入价格的社会成本。
问题随之而来：如果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不一致的时候该怎么办？数字经济把这个老问题带进了一个新领域：注意力。
对平台而言，用户停留时间可以转化为广告展示、互动和收入。优化推荐、提高留存，是合理的商业行为。短视频和微短剧也确实提供娱乐、知识与新的内容产业机会。问题不在于人们为什么看短剧，而在于，当所有平台都在争取更多注意力时，竞争的集体结果会是什么。
如果每家公司都发现，即时反馈和连续推荐更容易延长用户停留，便竞相增加相关内容、优化相似机制，那么每家公司的选择都可能是理性的，整个社会的注意力分配却未必因此更好。
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所有人把时间用于学习或工作，也不应把娱乐视为低价值活动。但如果所有平台都在争夺、并不断把更多注意力导向同类内容，这样的世界是否如我们所愿？
担心并非毫无道理。当用户把越来越多的时间交给平台，把大量空闲交给算法安排，也就在让渡一部分的主动权，以及原来可以用于户外活动、陪伴、学习、社交、休息的时间。学界认为，这是一种值得检验的注意力错配风险，需要进一步研究去证明其可能存在的社会损害。
经济学对此有两种提醒。其一，个体层面的合理选择，不必然汇聚成整体最优的结果。其二，如果商业活动的部分成本由家庭、用户或社会承担，却没有进入企业的决策，私人收益就可能高于社会净收益，社会整体收益就是负的。前者提示集体结果可能偏离个体利益，后者解释这种偏离如何发生。
平台可以精确衡量用户停留多久，却很难同样精确地衡量用户因此放弃了什么。点击、留存和转化容易成为经营指标，长期满意度、注意力自主性和机会成本则难以量化。当竞争主要奖励前者时，市场就可能忽略后者。
反对者会说，成年人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自己的时间。这是一个重要的自由原则。但选择权并不意味着产品环境对选择毫无影响。主动决定看两小时短剧，与原本只想看十分钟却不断延长观看时间，并非完全相同的情形。后者是否与产品设计有关，需要证据；如果确实削弱了用户按自身意愿行动的能力，就不能仅以用户自愿结束讨论。
也因此，这样的问题值得深究：如果注意力错配确实存在，怎么办？
不是要求企业放弃利润，也不是由监管者决定人们应该看什么。在追求留存之外，平台还应当重视人的价值，包括关注用户的长期满意度，提供有节制、透明的推荐设置和有效的时间管理工具等。当然，监管不能把未经证实的担忧变成一刀切的限制，但确实需要对那些已经可验证的损害和明确的风险，尤其保护未成年人等问题，做出恰当的应对。
这意味着，我们需要更完整地衡量商业成功。用户时长是一个有用的指标，却未必是用户福利的代名词；市场份额可以说明竞争优势，却不一定可以完全和社会贡献挂钩。
如果承认这一点，一路狂奔竞逐注意力的企业都应该认真想想自己的答案。这决定了每一个企业的选择，最终也将定义它的成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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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心并非毫无道理。当用户把越来越多的时间交给平台，把大量空闲交给算法安排，也就在让渡一部分的主动权，以及原来可以用于户外活动、陪伴、学习、社交、休息的时间。学界认为，这是一种值得检验的注意力错配风险，需要进一步研究去证明其可能存在的社会损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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