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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：长征精神为何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？
——专访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
作者 刘梦青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今年，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(William N. Brown)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拍摄，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，用双脚走过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山川沟壑，也走进沿途普通人的生活。
“长征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”潘维廉说。一个美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长征？重走长征路后，他对中国有哪些新的理解？长征精神又为何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，引发不同国家民众的共鸣？近日，潘维廉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分享其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感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重走长征路之前，您做了哪些准备？当真正踏上长征路、站在历史现场，有哪些真实的故事与体验最打动您？
潘维廉：重走长征路之前，我重温了埃德加·斯诺所著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这部著作无疑是向世界揭示中国真实面貌的经典之作，它同样开阔了我的视野。倘若未曾读过此书，我或许就不会如此热衷于探索中国。这些年来，我自驾穿行中国所有省份，行程累计超过20万公里，亲眼见证长征付出的无数牺牲结出的硕果。
我还阅读了另一位作者薄复礼的著作。1934年10月，他在贵州被红六军团扣留，随后跟随红军长征18个月之久。其回忆录《神灵之手——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》1936年在英国出版，是西方最早记述长征的著作之一。
纵观历史，像长征这样艰苦的行军非常少见。最让我震撼的是，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，他们在行军中饥寒交迫、缺乏武器，却从不占民众的便宜，如果收到食物或衣物，他们一定会主动付钱。他们还会帮村民耕地、收粮食。这些士兵通过对所遇民众的关爱，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爱。这并非一句“热爱中国”的口号，而是他们对人民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其中，红军对待彝族群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彝族群众一开始对红军有疑虑，红军本可以用武力解决，但他们却以极大的耐心赢得了彝族人的信任，帮助彝族人理解为何而战，最终双方歃血为盟。
在我看来，这非常了不起：不仅是汉族，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支持红军，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，倘若红军失败，中国可能被军阀割据，或被外来势力像瓜分非洲那样分割成无数小殖民地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曾说“自以为对中国不算陌生，但用双脚丈量过长征沿线，才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”。为何您有这样的感触？
潘维廉：1993年至1994年，我曾驾车游历中国，尽管路况极差，至少还能完成这段旅程。然而，如果要在酷热的夏天或寒冷的冬天徒步穿越红军途经的地域，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牺牲有多大。
我观察到，长征的历史对沿线的当地人来说仍然意义非凡。比如在湖南探访时，当地的苗族群众非常自豪地跟我讲，当年的先辈们是如何自愿当向导，带领红军穿越看似无法逾越的崇山峻岭。
我还特别欣赏今天的人们不忘历史，在生活中践行长征精神。拿我最喜欢的藏族邮递员哈弄夺机的故事来说，他负责的邮路与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重合，这条邮路也被称为“长征邮路”。近20年来，哈弄夺机累计行车50多万公里，投递的500多万件邮件无一丢失。工作之外，哈弄夺机还主动帮牧民打通牦牛销路，驱车百公里为老人送药，创办电商工作室、通过直播带货推广草原特色产品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如何看待长征的世界意义？长征精神为何能够跨越国界，让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共鸣？
潘维廉：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产生共鸣，是因为它体现了全人类都珍视和敬仰的价值，如实事求是、严于律己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、依靠群众等。
更深层的原因是，世界各国人民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与困境，都在寻求帮助和希望。我到访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，其中许多国家如今比三四十年前更加糟糕。而中国的发展案例能给他们希望。
近四十年来，我有幸见证中国的成功，其中既有卓越的、自上而下的领导力，也有强大的、自下而上的实践与创新能力。有好领导没追随者不行，有好人才没好方向也不行，而中国同时兼具这两大优势。我经常开玩笑说，中国有普通话，但没有普通人。
例如，在宜居城市建设上，我曾经协助中国城市参加国际花园城市竞赛。当我分享中国厦门、泉州等地的故事时，引来外国观众的惊叹。中国最好的故事不是说了什么，而是做了什么。通过展示共同的发展难题以及共享解决方案，人们就能更好地拥抱差异并相互学习。
中新社记者：作为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的行走者与观察者，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中国形象？
潘维廉：我希望世界能理解，倘若长征失败，中国革命可能陷入绝境，这将对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。许多不了解历史的人不明白红军为何要长征，这正是这部片子要讲清楚的。此外，我也想让观众感受到红军对人民的赤诚。尽管饱受饥寒、缺乏武器，却从未欺压百姓，这是他们对祖国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在我看来，长征精神也能解释，为什么我来华近四十年间，中国能从落后走到世界前列。从建设基础设施、全面脱贫、让全体人民奔小康，到推进乡村振兴、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推动各国共同发展，这些都是近几代中国人身体力行的“新长征”。
通过重走长征路，我也看到：尽管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，中国却始终在调整中前行、在变革中发展。中国能做到这一点，靠的是精准治理。早在1731年，英国政治家、作家尤斯塔斯·巴塔尔就称赞中国的治国理政艺术比四大发明还伟大。如今，我将中国“精准治理”这一治国理政艺术称为中国的“第五大发明”：因为对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，唯有通过精准治理，才能实现精准脱贫。
国际社会对中国仍有一些误解，但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转变：毕竟西方媒体再强硬，也越来越难“假装中国在失败”。
我不断敦促身边的朋友来中国亲身体验：爱中国就来看看、学学，怕中国就更该来。因为当你真正了解中国人后，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敌人，而是朋友。
世界同样可以汲取中国的治理经验，通过合作实现共赢。共赢不仅在今天是可能的，而且在这个日益脆弱的星球上，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(完)
(苗苏)
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：长征精神为何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？
——专访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
作者 刘梦青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今年，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(William N. Brown)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拍摄，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，用双脚走过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山川沟壑，也走进沿途普通人的生活。
“长征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”潘维廉说。一个美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长征？重走长征路后，他对中国有哪些新的理解？长征精神又为何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，引发不同国家民众的共鸣？近日，潘维廉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分享其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感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重走长征路之前，您做了哪些准备？当真正踏上长征路、站在历史现场，有哪些真实的故事与体验最打动您？
潘维廉：重走长征路之前，我重温了埃德加·斯诺所著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这部著作无疑是向世界揭示中国真实面貌的经典之作，它同样开阔了我的视野。倘若未曾读过此书，我或许就不会如此热衷于探索中国。这些年来，我自驾穿行中国所有省份，行程累计超过20万公里，亲眼见证长征付出的无数牺牲结出的硕果。
我还阅读了另一位作者薄复礼的著作。1934年10月，他在贵州被红六军团扣留，随后跟随红军长征18个月之久。其回忆录《神灵之手——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》1936年在英国出版，是西方最早记述长征的著作之一。
纵观历史，像长征这样艰苦的行军非常少见。最让我震撼的是，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，他们在行军中饥寒交迫、缺乏武器，却从不占民众的便宜，如果收到食物或衣物，他们一定会主动付钱。他们还会帮村民耕地、收粮食。这些士兵通过对所遇民众的关爱，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爱。这并非一句“热爱中国”的口号，而是他们对人民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其中，红军对待彝族群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彝族群众一开始对红军有疑虑，红军本可以用武力解决，但他们却以极大的耐心赢得了彝族人的信任，帮助彝族人理解为何而战，最终双方歃血为盟。
在我看来，这非常了不起：不仅是汉族，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支持红军，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，倘若红军失败，中国可能被军阀割据，或被外来势力像瓜分非洲那样分割成无数小殖民地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曾说“自以为对中国不算陌生，但用双脚丈量过长征沿线，才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”。为何您有这样的感触？
潘维廉：1993年至1994年，我曾驾车游历中国，尽管路况极差，至少还能完成这段旅程。然而，如果要在酷热的夏天或寒冷的冬天徒步穿越红军途经的地域，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牺牲有多大。
我观察到，长征的历史对沿线的当地人来说仍然意义非凡。比如在湖南探访时，当地的苗族群众非常自豪地跟我讲，当年的先辈们是如何自愿当向导，带领红军穿越看似无法逾越的崇山峻岭。
我还特别欣赏今天的人们不忘历史，在生活中践行长征精神。拿我最喜欢的藏族邮递员哈弄夺机的故事来说，他负责的邮路与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重合，这条邮路也被称为“长征邮路”。近20年来，哈弄夺机累计行车50多万公里，投递的500多万件邮件无一丢失。工作之外，哈弄夺机还主动帮牧民打通牦牛销路，驱车百公里为老人送药，创办电商工作室、通过直播带货推广草原特色产品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如何看待长征的世界意义？长征精神为何能够跨越国界，让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共鸣？
潘维廉：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产生共鸣，是因为它体现了全人类都珍视和敬仰的价值，如实事求是、严于律己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、依靠群众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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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社会对中国仍有一些误解，但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转变：毕竟西方媒体再强硬，也越来越难“假装中国在失败”。
我不断敦促身边的朋友来中国亲身体验：爱中国就来看看、学学，怕中国就更该来。因为当你真正了解中国人后，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敌人，而是朋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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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：长征精神为何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？
——专访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
作者 刘梦青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今年，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(William N. Brown)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拍摄，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，用双脚走过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山川沟壑，也走进沿途普通人的生活。
“长征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”潘维廉说。一个美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长征？重走长征路后，他对中国有哪些新的理解？长征精神又为何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，引发不同国家民众的共鸣？近日，潘维廉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分享其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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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记者：您如何看待长征的世界意义？长征精神为何能够跨越国界，让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共鸣？
潘维廉：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产生共鸣，是因为它体现了全人类都珍视和敬仰的价值，如实事求是、严于律己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、依靠群众等。
更深层的原因是，世界各国人民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与困境，都在寻求帮助和希望。我到访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，其中许多国家如今比三四十年前更加糟糕。而中国的发展案例能给他们希望。
近四十年来，我有幸见证中国的成功，其中既有卓越的、自上而下的领导力，也有强大的、自下而上的实践与创新能力。有好领导没追随者不行，有好人才没好方向也不行，而中国同时兼具这两大优势。我经常开玩笑说，中国有普通话，但没有普通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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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：长征精神为何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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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刘梦青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今年，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(William N. Brown)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拍摄，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，用双脚走过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山川沟壑，也走进沿途普通人的生活。
“长征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”潘维廉说。一个美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长征？重走长征路后，他对中国有哪些新的理解？长征精神又为何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，引发不同国家民众的共鸣？近日，潘维廉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分享其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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纵观历史，像长征这样艰苦的行军非常少见。最让我震撼的是，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，他们在行军中饥寒交迫、缺乏武器，却从不占民众的便宜，如果收到食物或衣物，他们一定会主动付钱。他们还会帮村民耕地、收粮食。这些士兵通过对所遇民众的关爱，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爱。这并非一句“热爱中国”的口号，而是他们对人民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其中，红军对待彝族群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彝族群众一开始对红军有疑虑，红军本可以用武力解决，但他们却以极大的耐心赢得了彝族人的信任，帮助彝族人理解为何而战，最终双方歃血为盟。
在我看来，这非常了不起：不仅是汉族，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支持红军，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，倘若红军失败，中国可能被军阀割据，或被外来势力像瓜分非洲那样分割成无数小殖民地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曾说“自以为对中国不算陌生，但用双脚丈量过长征沿线，才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”。为何您有这样的感触？
潘维廉：1993年至1994年，我曾驾车游历中国，尽管路况极差，至少还能完成这段旅程。然而，如果要在酷热的夏天或寒冷的冬天徒步穿越红军途经的地域，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牺牲有多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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潘维廉：重走长征路之前，我重温了埃德加·斯诺所著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这部著作无疑是向世界揭示中国真实面貌的经典之作，它同样开阔了我的视野。倘若未曾读过此书，我或许就不会如此热衷于探索中国。这些年来，我自驾穿行中国所有省份，行程累计超过20万公里，亲眼见证长征付出的无数牺牲结出的硕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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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红军对待彝族群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彝族群众一开始对红军有疑虑，红军本可以用武力解决，但他们却以极大的耐心赢得了彝族人的信任，帮助彝族人理解为何而战，最终双方歃血为盟。
在我看来，这非常了不起：不仅是汉族，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支持红军，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，倘若红军失败，中国可能被军阀割据，或被外来势力像瓜分非洲那样分割成无数小殖民地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曾说“自以为对中国不算陌生，但用双脚丈量过长征沿线，才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”。为何您有这样的感触？
潘维廉：1993年至1994年，我曾驾车游历中国，尽管路况极差，至少还能完成这段旅程。然而，如果要在酷热的夏天或寒冷的冬天徒步穿越红军途经的地域，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牺牲有多大。
我观察到，长征的历史对沿线的当地人来说仍然意义非凡。比如在湖南探访时，当地的苗族群众非常自豪地跟我讲，当年的先辈们是如何自愿当向导，带领红军穿越看似无法逾越的崇山峻岭。
我还特别欣赏今天的人们不忘历史，在生活中践行长征精神。拿我最喜欢的藏族邮递员哈弄夺机的故事来说，他负责的邮路与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重合，这条邮路也被称为“长征邮路”。近20年来，哈弄夺机累计行车50多万公里，投递的500多万件邮件无一丢失。工作之外，哈弄夺机还主动帮牧民打通牦牛销路，驱车百公里为老人送药，创办电商工作室、通过直播带货推广草原特色产品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如何看待长征的世界意义？长征精神为何能够跨越国界，让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共鸣？
潘维廉：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产生共鸣，是因为它体现了全人类都珍视和敬仰的价值，如实事求是、严于律己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、依靠群众等。
更深层的原因是，世界各国人民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与困境，都在寻求帮助和希望。我到访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，其中许多国家如今比三四十年前更加糟糕。而中国的发展案例能给他们希望。
近四十年来，我有幸见证中国的成功，其中既有卓越的、自上而下的领导力，也有强大的、自下而上的实践与创新能力。有好领导没追随者不行，有好人才没好方向也不行，而中国同时兼具这两大优势。我经常开玩笑说，中国有普通话，但没有普通人。
例如，在宜居城市建设上，我曾经协助中国城市参加国际花园城市竞赛。当我分享中国厦门、泉州等地的故事时，引来外国观众的惊叹。中国最好的故事不是说了什么，而是做了什么。通过展示共同的发展难题以及共享解决方案，人们就能更好地拥抱差异并相互学习。
中新社记者：作为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的行走者与观察者，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中国形象？
潘维廉：我希望世界能理解，倘若长征失败，中国革命可能陷入绝境，这将对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。许多不了解历史的人不明白红军为何要长征，这正是这部片子要讲清楚的。此外，我也想让观众感受到红军对人民的赤诚。尽管饱受饥寒、缺乏武器，却从未欺压百姓，这是他们对祖国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在我看来，长征精神也能解释，为什么我来华近四十年间，中国能从落后走到世界前列。从建设基础设施、全面脱贫、让全体人民奔小康，到推进乡村振兴、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推动各国共同发展，这些都是近几代中国人身体力行的“新长征”。
通过重走长征路，我也看到：尽管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，中国却始终在调整中前行、在变革中发展。中国能做到这一点，靠的是精准治理。早在1731年，英国政治家、作家尤斯塔斯·巴塔尔就称赞中国的治国理政艺术比四大发明还伟大。如今，我将中国“精准治理”这一治国理政艺术称为中国的“第五大发明”：因为对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，唯有通过精准治理，才能实现精准脱贫。
国际社会对中国仍有一些误解，但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转变：毕竟西方媒体再强硬，也越来越难“假装中国在失败”。
我不断敦促身边的朋友来中国亲身体验：爱中国就来看看、学学，怕中国就更该来。因为当你真正了解中国人后，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敌人，而是朋友。
世界同样可以汲取中国的治理经验，通过合作实现共赢。共赢不仅在今天是可能的，而且在这个日益脆弱的星球上，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(完)
(苗苏)安徽省阜阳市北区
十堰市城区
浙江省第27县管辖区域
保安夜班倒在宿舍卫生间未认定工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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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：长征精神为何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？
——专访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
作者 刘梦青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今年，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(William N. Brown)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拍摄，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，用双脚走过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山川沟壑，也走进沿途普通人的生活。
“长征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”潘维廉说。一个美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长征？重走长征路后，他对中国有哪些新的理解？长征精神又为何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，引发不同国家民众的共鸣？近日，潘维廉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分享其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感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重走长征路之前，您做了哪些准备？当真正踏上长征路、站在历史现场，有哪些真实的故事与体验最打动您？
潘维廉：重走长征路之前，我重温了埃德加·斯诺所著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这部著作无疑是向世界揭示中国真实面貌的经典之作，它同样开阔了我的视野。倘若未曾读过此书，我或许就不会如此热衷于探索中国。这些年来，我自驾穿行中国所有省份，行程累计超过20万公里，亲眼见证长征付出的无数牺牲结出的硕果。
我还阅读了另一位作者薄复礼的著作。1934年10月，他在贵州被红六军团扣留，随后跟随红军长征18个月之久。其回忆录《神灵之手——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》1936年在英国出版，是西方最早记述长征的著作之一。
纵观历史，像长征这样艰苦的行军非常少见。最让我震撼的是，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，他们在行军中饥寒交迫、缺乏武器，却从不占民众的便宜，如果收到食物或衣物，他们一定会主动付钱。他们还会帮村民耕地、收粮食。这些士兵通过对所遇民众的关爱，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爱。这并非一句“热爱中国”的口号，而是他们对人民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其中，红军对待彝族群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彝族群众一开始对红军有疑虑，红军本可以用武力解决，但他们却以极大的耐心赢得了彝族人的信任，帮助彝族人理解为何而战，最终双方歃血为盟。
在我看来，这非常了不起：不仅是汉族，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支持红军，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，倘若红军失败，中国可能被军阀割据，或被外来势力像瓜分非洲那样分割成无数小殖民地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曾说“自以为对中国不算陌生，但用双脚丈量过长征沿线，才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”。为何您有这样的感触？
潘维廉：1993年至1994年，我曾驾车游历中国，尽管路况极差，至少还能完成这段旅程。然而，如果要在酷热的夏天或寒冷的冬天徒步穿越红军途经的地域，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牺牲有多大。
我观察到，长征的历史对沿线的当地人来说仍然意义非凡。比如在湖南探访时，当地的苗族群众非常自豪地跟我讲，当年的先辈们是如何自愿当向导，带领红军穿越看似无法逾越的崇山峻岭。
我还特别欣赏今天的人们不忘历史，在生活中践行长征精神。拿我最喜欢的藏族邮递员哈弄夺机的故事来说，他负责的邮路与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重合，这条邮路也被称为“长征邮路”。近20年来，哈弄夺机累计行车50多万公里，投递的500多万件邮件无一丢失。工作之外，哈弄夺机还主动帮牧民打通牦牛销路，驱车百公里为老人送药，创办电商工作室、通过直播带货推广草原特色产品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如何看待长征的世界意义？长征精神为何能够跨越国界，让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共鸣？
潘维廉：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产生共鸣，是因为它体现了全人类都珍视和敬仰的价值，如实事求是、严于律己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、依靠群众等。
更深层的原因是，世界各国人民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与困境，都在寻求帮助和希望。我到访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，其中许多国家如今比三四十年前更加糟糕。而中国的发展案例能给他们希望。
近四十年来，我有幸见证中国的成功，其中既有卓越的、自上而下的领导力，也有强大的、自下而上的实践与创新能力。有好领导没追随者不行，有好人才没好方向也不行，而中国同时兼具这两大优势。我经常开玩笑说，中国有普通话，但没有普通人。
例如，在宜居城市建设上，我曾经协助中国城市参加国际花园城市竞赛。当我分享中国厦门、泉州等地的故事时，引来外国观众的惊叹。中国最好的故事不是说了什么，而是做了什么。通过展示共同的发展难题以及共享解决方案，人们就能更好地拥抱差异并相互学习。
中新社记者：作为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的行走者与观察者，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中国形象？
潘维廉：我希望世界能理解，倘若长征失败，中国革命可能陷入绝境，这将对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。许多不了解历史的人不明白红军为何要长征，这正是这部片子要讲清楚的。此外，我也想让观众感受到红军对人民的赤诚。尽管饱受饥寒、缺乏武器，却从未欺压百姓，这是他们对祖国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在我看来，长征精神也能解释，为什么我来华近四十年间，中国能从落后走到世界前列。从建设基础设施、全面脱贫、让全体人民奔小康，到推进乡村振兴、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推动各国共同发展，这些都是近几代中国人身体力行的“新长征”。
通过重走长征路，我也看到：尽管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，中国却始终在调整中前行、在变革中发展。中国能做到这一点，靠的是精准治理。早在1731年，英国政治家、作家尤斯塔斯·巴塔尔就称赞中国的治国理政艺术比四大发明还伟大。如今，我将中国“精准治理”这一治国理政艺术称为中国的“第五大发明”：因为对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，唯有通过精准治理，才能实现精准脱贫。
国际社会对中国仍有一些误解，但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转变：毕竟西方媒体再强硬，也越来越难“假装中国在失败”。
我不断敦促身边的朋友来中国亲身体验：爱中国就来看看、学学，怕中国就更该来。因为当你真正了解中国人后，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敌人，而是朋友。
世界同样可以汲取中国的治理经验，通过合作实现共赢。共赢不仅在今天是可能的，而且在这个日益脆弱的星球上，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(完)
(苗苏)
崩坏星穹铁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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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社北京10月20日电 题：长征精神为何能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？
——专访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
作者 刘梦青
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。今年，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、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(William N. Brown)参与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拍摄，历时近两个月重走长征路，用双脚走过那些曾在书本中读过的山川沟壑，也走进沿途普通人的生活。
“长征精神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。”潘维廉说。一个美国人为何如此痴迷于长征？重走长征路后，他对中国有哪些新的理解？长征精神又为何能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，引发不同国家民众的共鸣？近日，潘维廉接受中新社“东西问”专访，分享其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感。
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：
中新社记者：重走长征路之前，您做了哪些准备？当真正踏上长征路、站在历史现场，有哪些真实的故事与体验最打动您？
潘维廉：重走长征路之前，我重温了埃德加·斯诺所著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这部著作无疑是向世界揭示中国真实面貌的经典之作，它同样开阔了我的视野。倘若未曾读过此书，我或许就不会如此热衷于探索中国。这些年来，我自驾穿行中国所有省份，行程累计超过20万公里，亲眼见证长征付出的无数牺牲结出的硕果。
我还阅读了另一位作者薄复礼的著作。1934年10月，他在贵州被红六军团扣留，随后跟随红军长征18个月之久。其回忆录《神灵之手——一个西方传教士随红军长征亲历记》1936年在英国出版，是西方最早记述长征的著作之一。
纵观历史，像长征这样艰苦的行军非常少见。最让我震撼的是，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仅20岁左右，他们在行军中饥寒交迫、缺乏武器，却从不占民众的便宜，如果收到食物或衣物，他们一定会主动付钱。他们还会帮村民耕地、收粮食。这些士兵通过对所遇民众的关爱，展现了他们对祖国的爱。这并非一句“热爱中国”的口号，而是他们对人民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其中，红军对待彝族群众的故事让我印象深刻。彝族群众一开始对红军有疑虑，红军本可以用武力解决，但他们却以极大的耐心赢得了彝族人的信任，帮助彝族人理解为何而战，最终双方歃血为盟。
在我看来，这非常了不起：不仅是汉族，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支持红军，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，倘若红军失败，中国可能被军阀割据，或被外来势力像瓜分非洲那样分割成无数小殖民地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曾说“自以为对中国不算陌生，但用双脚丈量过长征沿线，才真正理解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”。为何您有这样的感触？
潘维廉：1993年至1994年，我曾驾车游历中国，尽管路况极差，至少还能完成这段旅程。然而，如果要在酷热的夏天或寒冷的冬天徒步穿越红军途经的地域，我无法想象当年的牺牲有多大。
我观察到，长征的历史对沿线的当地人来说仍然意义非凡。比如在湖南探访时，当地的苗族群众非常自豪地跟我讲，当年的先辈们是如何自愿当向导，带领红军穿越看似无法逾越的崇山峻岭。
我还特别欣赏今天的人们不忘历史，在生活中践行长征精神。拿我最喜欢的藏族邮递员哈弄夺机的故事来说，他负责的邮路与红军长征过草地的路线重合，这条邮路也被称为“长征邮路”。近20年来，哈弄夺机累计行车50多万公里，投递的500多万件邮件无一丢失。工作之外，哈弄夺机还主动帮牧民打通牦牛销路，驱车百公里为老人送药，创办电商工作室、通过直播带货推广草原特色产品。
中新社记者：您如何看待长征的世界意义？长征精神为何能够跨越国界，让不同国家的人产生共鸣？
潘维廉：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跨越国界产生共鸣，是因为它体现了全人类都珍视和敬仰的价值，如实事求是、严于律己、顾全大局、紧密团结、依靠群众等。
更深层的原因是，世界各国人民都面临类似的问题与困境，都在寻求帮助和希望。我到访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，其中许多国家如今比三四十年前更加糟糕。而中国的发展案例能给他们希望。
近四十年来，我有幸见证中国的成功，其中既有卓越的、自上而下的领导力，也有强大的、自下而上的实践与创新能力。有好领导没追随者不行，有好人才没好方向也不行，而中国同时兼具这两大优势。我经常开玩笑说，中国有普通话，但没有普通人。
例如，在宜居城市建设上，我曾经协助中国城市参加国际花园城市竞赛。当我分享中国厦门、泉州等地的故事时，引来外国观众的惊叹。中国最好的故事不是说了什么，而是做了什么。通过展示共同的发展难题以及共享解决方案，人们就能更好地拥抱差异并相互学习。
中新社记者：作为国际传播纪录片《大道——永远的长征》的行走者与观察者，您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中国形象？
潘维廉：我希望世界能理解，倘若长征失败，中国革命可能陷入绝境，这将对当时的亚洲乃至世界格局产生深远影响。许多不了解历史的人不明白红军为何要长征，这正是这部片子要讲清楚的。此外，我也想让观众感受到红军对人民的赤诚。尽管饱受饥寒、缺乏武器，却从未欺压百姓，这是他们对祖国之爱的真实写照。
在我看来，长征精神也能解释，为什么我来华近四十年间，中国能从落后走到世界前列。从建设基础设施、全面脱贫、让全体人民奔小康，到推进乡村振兴、通过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推动各国共同发展，这些都是近几代中国人身体力行的“新长征”。
通过重走长征路，我也看到：尽管世界正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，中国却始终在调整中前行、在变革中发展。中国能做到这一点，靠的是精准治理。早在1731年，英国政治家、作家尤斯塔斯·巴塔尔就称赞中国的治国理政艺术比四大发明还伟大。如今，我将中国“精准治理”这一治国理政艺术称为中国的“第五大发明”：因为对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庞大的国家而言，唯有通过精准治理，才能实现精准脱贫。
国际社会对中国仍有一些误解，但中国的国际形象正在转变：毕竟西方媒体再强硬，也越来越难“假装中国在失败”。
我不断敦促身边的朋友来中国亲身体验：爱中国就来看看、学学，怕中国就更该来。因为当你真正了解中国人后，你会发现他们不是敌人，而是朋友。
世界同样可以汲取中国的治理经验，通过合作实现共赢。共赢不仅在今天是可能的，而且在这个日益脆弱的星球上，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。(完)
(苗苏)